杨澜1968年生于北京，1990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，同年进入中央电视台主持《正大综艺》，并主持联合国妇女大会等几十台大型晚会。1994年获金话筒奖，同年赴美国留学，1996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传媒硕士学位。其间与上海东方电视台联合制作《杨澜视线》，现主持香港凤凰卫视台《杨澜工作室》
采访地点：北京至上海长途电话
采访时间：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二日
采访人：王宛平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副教授
那似乎是一次对于声音的采访。
是一种我很不熟悉甚至感觉怪异的采访方式，电话带着嗡嗡的交流声传出来的声音其实是并不陌生的，甚至是亲切随和以及很有亲和力的，但我依然紧张。大约40分钟的谈话，我的提问显得毫无自信而且因此有些口齿不清，当我整理录音时，这一点变得愈加不能容忍。所幸的是，整个过程中，我的声音很少，而当杨澜那爽朗悦耳的声音再度响起时，我就会忘掉我自己那紧张生硬的声音。
△采访杨澜前，我曾跟一位北京广播学院任教的女同行探讨关于杨澜。这位年轻的女同行是杨澜的热情崇拜者，杨澜的一切她都特别关心，而且反复嘱托我，一定要把采访后的感觉告诉她，以至于我非常愿意把这个采访机会让给她。
她说，她认为，杨澜的魅力说到底，就是“可爱”两个字。
我很想知道，杨澜关于女性魅力的观点，也想知道，她怎么看“可爱”？
○“正大”找主持人的时候，标准是：男孩子看了，想跟她做朋友；女孩子看了，希望能够成为知己；父母看了想娶回家做媳妇。她的学生气很浓，很单纯，有教养，言谈举止有自己一定的修养个性；她不土，她的英文不错，对于世界各地都有一些见闻，信息量比较广；她又是一个大学生，很年轻，思维方式同老一代的主持人赵忠祥他们不一样，这些都可以从审美的角度构成大众可以接受的形象。
那时候，那种标准，就是乖。
现在有些观众不能接受，为什么长头发的杨澜变成短头发的杨澜。一个口齿很伶俐反应很敏捷很乖巧的女学生，现在成熟了，像一个女人的样子了。
其实有时候，观众比我自己还怀旧。
做《正大综艺》的时候，有的观众写信告诉我，我这个人不势力，我不知道他们从节目里怎么看出来的。他们说我对嘉宾也好，观众也好，都一视同仁。一次有个中学生做嘉宾，他是抽签上来的，他前面都是作家舞蹈家，轮到介绍他了，他什么都不是，他就特别不好意思，说：我什么都不是，我就是一个中学生。我马上就说：中学生才好呢，中学生将来做什么都有可能！当时，现场观众给我很热烈的掌声。
现在做《杨澜工作室》，对所有的访谈来宾，不管是有争议的，还是德高望重的，我都会保持一种平常的心态。就事论事的时候，我会发表一些我自己的看法，但不会做过分的颂扬，也不会对一些有争议的人物，或处于劣势的人物，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，那种不势力的心态我还是保持下来了。
有些东西能变，有些东西不能变。
一个人经验可以积累，一个人阅历可以积累，我也希望我在工作中有一种练达的职业的态度，但这并不妨碍一个人心境还保持相对的单纯，那是可以共同存在的。
△离开《正大综艺》的杨澜，似乎不再是那样一帆风顺，一路绿灯，最大的打击可能来自那本她以心血凝成集的《凭海临风》，“注水”之类刻薄批评，给这样一位自出道以来就如此顺利的年轻女人什么样的压力？
而出现在屏幕上的杨澜却一如既往地充满自信，永远给人阳光灿烂的感觉，在那份坦率的笑容背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？
据说在西方，成功人士都有自己的心理医生，在中国，成功人士怎样做到心理健康？
○健康的心态我觉得跟一个人从小生长的环境比较有关系。我觉得我比较幸运，我的父母两人很相爱，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，他们对我也不溺爱。我上中学的时候，母亲身体不太好，我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买菜，换煤气，我从小生活的家庭就是这样：很健康，很温暖，充满爱。
工作状态和人的生活状态是不一样的，不自信甚至自卑的时候我也都会有，但是工作的确给我自信，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就会缺少自信。
一个人的阅历也会影响他对生活的看法，比如说一个人生活的圈子比较狭小，那他生活中，别人的态度对他一定有特别大的影响力，别人对他的伤害也会特别地让他感觉到，或许有时候完全是无意的伤害。
但如果你有一个很大的生活圈子，你眼中的世界很大，你就会觉得即使有一两个人对你有一些微言，或某件事处理得并不好，都不会影响你对整个生活和对自己的信心，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。
我跟余秋雨教授有一段谈话（《杨澜工作室：关于大众传媒和市民心态的对话》，第29集——与余秋雨先生谈话》），在那件事上我是蛮有感而发的。比如我在1997年刚刚出书时就有人说给书注水啊什么的，我觉得是挺受伤害的。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评论是没有道理的，他把一个书的装帧方面的艺术问题上升到一个道德问题，就像当年把李谷一的气声唱法非要说成资产阶级靡靡之音一样。我觉得这是我们几十年社会思维的一种习惯。就像我们上中学的时候，校长就会站在校门口，让所有穿牛仔裤的同学回家去，因为他觉得那是受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。
现在讲改革开放，但这种思维方式仍然存在。而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就格外需要一种幽默感。
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挺认真的，特别认真的生气什么的，但回过头一想，这个问题过上5年再看，就会觉得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。
余秋雨教授有一种说法我觉得很有意思，他说：这个世界上人口本来就很多啊，机会就很少，大家走在一起的时候，难免会有胳膊肘碰到一起的时候，或者你走到街上，头上有人家倒了一盆脏水下来……这无疑都是很懊恼、很沮丧的事情，但你如果这样想：这个人一定是故意设计好了的，在我走过这个街口的时候，如何用一盆脏水倒下来，或者想，这个人是如何如何阴谋要整我，然后在我刚刚走过来的时候，拿胳膊肘故意捅了我一下。这样想，那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都在跟你做对。我在生活中，包括在我采访的各种人中，就有这样的人，他们有一种“阴谋论”，他们觉得这个世界上凡是说他们不好的话的人，都是经过串联起来的，然后有一个很大步骤的阴谋。这种心态当然会对自己造成很大的伤害。
我更愿意相信这个世界上，大家是各走各的路，其实没有太多的功夫去管别人的事，偶尔发表一点议论可能是了解得不全面，说得不公正，但是也不会有太大的恶意，我觉得应该抱着一种幽默心态去看待世界和周围的事情，一些人是在很错误的途径上很认真地谈一些问题；有时候如果这个人还可以理喻的话，你就可以解释一下，实在不能解释的话，只能说是没有缘分。
一个人的事业比较大，社交比较广，就不会觉得这些伤害很重要。
△我以一个圈外人的眼光看杨澜那些品味较高的节目，提出了收视率的疑问，对我的外行的问话，杨澜反应极为强烈……
○我当然重视我的收视率！
现在我这个节目是我们台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！也是广告收入最多的节目之一！当然可能卖一点我过去的名气吧。
我这个节目在还没有制作的情况下，全年的广告就已经拉到了。广告厂商都是很大的，像摩托罗拉、宝马车什么的。
我肯定当然要考虑回报！
现在作为制片人来说，我首先要考虑预算，比如说我很希望我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带一个自己的导演去，这样我在镜头的把握上在编辑上就比较有信心。但实际上我要是出差离开香港的话，预算只够我一个人去。这些地方都是需要我精打细算的。比如说最近我要去湖南，摄制组要从北京飞到湖南，那下边的三集我就不能离开香港，在资金方面我不能不这么算计。
收视方面，观众的反馈肯定很重要。但是我这么想，其实不见得严肃的节目就没有收视率。像美国“60分钟”、“新闻”这样的节目，永远都是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。我觉得现在的观众分流很厉害，你越是在搞笑的一个台里，做一个严肃的节目，反而对观众的吸引力是很大的。
人都需要选择，我现在不会像在做《正大综艺》节目那样，追求什么老人看了也喜欢，年轻人小孩也喜欢……我觉得现在那根本是不可能的。过去中国人的电视选择机会太小，所以才会出现那种情况。现在人们许多时候未必一定要看电视了，各种娱乐活动很多。
我现在追求一个素质观众层。
我现在这个节目绝对收视率不一定是最高的，不能跟“非常男女”这样完全是老少咸宜的娱乐性非常强的节目相比。我的节目是针对有一定知识水准、有一定求知欲望，对这个社会充满好奇心的这样一群人。这群人也许数目不是最多，但却是广告商重视的一个高素质的消费群。比如这些人收入水平、文化水平、社会地位都比较高，社会影响力也比较大，这种情况下，广告商其实乐于投资我这样的节目。
摘自《真话实说
——名主持人访谈录》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
定价：20．0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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